而做的。也许你一开始就计划诬告委员会。”

“那么请回答一个问题，”德米特里突然直视安提丰，“为什么我女儿克莉西娅现在在索福克勒斯大人家中，而不是在我身边？为什么您的下属赫格蒙先生昨天试图强行进入索福克勒斯大人住宅，声称要‘检查安全隐患’？”

大厅里的目光齐刷刷转向赫格蒙。笔迹专家的脸色变得难看。

“这是为了保护证人家庭。”安提丰平静地回答，“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

“保护？”德米特里的声音提高，“用威胁来保护？用控制来保护？大人，当您派人告诉我，如果我在今天听证会上说错话，克莉西娅就会‘意外生病’时，那是什么保护？”

死寂。

安提丰的表情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他没有料到德米特里会公开说出这件事——这是默认的潜规则，不应被公开揭露。

索福克勒斯缓缓站起。九十二岁的诗人拄着拐杖，每一步都显得艰难，但当他开口时，声音中的威严让整个大厅肃静。

“我可以作证，”索福克勒斯说，“昨天赫格蒙确实带人来到我的住所，要求检查。我问为什么，他说是‘例行安全巡查’。我以健康和隐私为由拒绝后，他暗示‘那个生病的小女孩可能需要特别的医疗照顾’——这是一种委婉的威胁，每个成年人都听得懂。”

他转向安提丰：“用孩子作人质，安提丰，这连波斯人都不会公开承认。这是底线。”

底线被打破了。大厅里的气氛明显变化。即使是安提丰的支持者，此刻也面露不安。政治斗争是一回事，威胁孩子是另一回事。

安提丰迅速调整策略：“如果确有此类言论，那一定是下属的过度执行。我会调查。但现在，我们回到正题——关于石碑篡改的实质性证据。”

他试图把焦点拉回技术细节，但道德污点已经留下。

三、斯特拉托的沉默与赫格蒙的反击

斯特拉托被扶到发言台前。老抄写员的状态令人担忧——脸色灰白，呼吸急促，但眼神异常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