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了四十三年抄写员，”他的声音虚弱但清晰，“我的工作是记录，是保存，是传递。在我手中经过的文件，从公民大会决议到贸易合同，从和平条约到战争宣言。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叛国者’。”

他顿了顿，积蓄力量：“档案馆的职责是保存雅典的记忆。但当记忆被篡改，当真相被替换成谎言，雅典就失去了根基。我拒绝参与这种罪行，所以他们打我，威胁我，把我关起来。”

“你指控谁篡改档案？”安提丰问。

“系统性的篡改，”斯特拉托说，“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网络。从西西里远征的记录开始，到最近的公共法律条文。方法很聪明——不是销毁原件，而是制作‘修正版’，然后声称原版‘损坏’或‘遗失’。这样，未来的历史学家只能看到被修改过的版本。”

“证据？”

“第三档案室，西墙，第七石板后，”斯特拉托说出这个位置，“那里藏着我制作的七块石碑原碑拓片。还有档案馆地下室，有波斯与雅典内部人员通信的原件。这些应该已经被调查团封存了。”

安提丰看向赫格蒙。笔迹专家站起来：“关于这些所谓的‘原件’，我有几点质疑。”

反击开始了。

赫格蒙走到大厅中央，展开一份文件：“首先，所谓波斯信件上的印章。我检查过，印章图案确实是波斯总督的，但印泥成分分析显示，它使用的是雅典本地生产的印泥，而非波斯宫廷专用的混合料。这强烈暗示是伪造。”

这是专业性的打击。大厅里响起惊讶的声音。

“其次，”赫格蒙继续说，“关于石碑拓片。即使斯特拉托保存了原碑拓片，也无法证明现存的石碑是篡改过的。石碑因风吹日晒自然风化，定期修复和重刻是正常维护。某些字迹变化可能是修复过程中的技术差异，而非故意篡改。”

他转向斯特拉托：“老先生，您年事已高，视力衰退，可能无法准确判断细微差别。而且您长期在档案馆工作，对某些官员有个人不满，这可能影响了您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