茸的女工的冷嘲热讽置若罔闻。她不顾什么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把与我同居看得比一切都重要，但如今也似乎萌生起取得合法地位的愿望了……简而言之，虽然她只字未提这个问题，她在等我让她成为我的正式妻子。她苦苦地满怀希望，连她在无心中对我表示关切时讲的话中也渗透了这种气味——就连这会儿也是如此。她说：“嘿，先生，写好了，然后，干吗不休养一下呢？去克什米尔，静静地坐一段时间——也许你会带上你的博多同去吧？她会照应……”她去克什米尔度假的梦想越来越强烈，在这个梦想（这也曾经是莫卧儿皇帝贾汗吉尔或者已经被人忘却的可怜的伊尔瑟·卢宾，也许还有基督本人的梦想）的后面，我嗅出了另一个梦想的味道。但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梦想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现在那些裂缝，裂缝总是那些裂缝正在将我的未来朝那个逃脱不了的终点推去。假如要让我讲完我的故事的话，就连博多也只能让到后面去。

今天，报纸上纷纷在谈论英迪拉·甘地夫人所谓的政治上的新生。但是当我藏身于藤篮中回到印度时，这位“夫人”正处在她的全盛时期。今天，也许我们自觉自愿地沉沦到遗忘症那险恶的云团之中，已经有点忘记了；但是我记得，而且将要写下我是怎么——她是怎么——怎么会有那样——不，我不能讲，我必须按照恰当的次序，等到除了说明真相之外别无选择时再讲……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我从一个篮子里跌出来，来到了印度，当时英迪拉夫人的新国大党在国民议会中掌握着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席位。

在那个隐身的篮子里，不平感变成愤怒。还有另一件事情，愤怒使我发生了转化，我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国家的令人痛苦的同情感。这个国家非但同我像双胞胎一样同时诞生，而且（不妨说）还同我像连体婴儿一样，因此发生在我们各自身上的事对双方都同时有影响。如果说，我这个“拖鼻涕”“花面孔”等等日子不好过，那么她，我这位次大陆的双胞胎姐妹也是如此。现在我既然已经给自己权利来选择一个较好的前途，我决心也要让国家同我分享。我想当我从篮子里跌出来，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