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我们工钱。”

这个案件触及了安提丰控制的另一个关键领域：港口物流。莱桑德罗斯意识到，申诉处正在不可避免地接近雅典权力结构的核心网络。

二、药房的网络

卡莉娅的医疗网络在申诉处开放后变得更加活跃。她发现，许多病人来看病时，会顺便询问申诉事宜，或者提供相关信息。

这天下午，一位老陶匠来治疗关节痛，包扎时低声说：“祭司大人，我作坊隔壁的老菲隆，您记得吗？腿脚不好那个。”

卡莉娅点头：“记得。他怎么了？”

“四天前晚上，有人敲他的门。他开门后，被带走了。到现在没回来。”老陶匠声音几乎听不见，“他儿子去问，公共安全员说‘协助调查’，但不说哪里调查，多久回来。老菲隆……两个月前在公民大会上，骂过安提丰支持的一个提案。”

又一个失踪案件。卡莉娅保持平静，继续包扎：“他儿子来申诉处了吗？”

“不敢。怕父亲出事更彻底。”

卡莉娅记下信息。这是她记录的第七个疑似“言论相关失踪”案件。七个案件分布在雅典不同区域，时间跨度两个月，但共同点是：失踪者都曾公开批评安提丰或其政策，失踪都在夜间发生，公共安全员的解释都是“协助调查”但没有具体细节。

模式正在形成。卡莉娅将这些病例单独归档，用医疗术语编码：不是“失踪”，而是“疑似压力相关社会隔离病例”。这样即使档案被查阅，表面上看也只是普通的医疗记录。

她同时注意到另一个现象：最近几天，来看“焦虑症状”的病人增多。症状类似：失眠、心悸、莫名恐惧、过度警觉。这些病人大多不是政治活跃分子，只是普通市民。

“我晚上不敢出门，”一个织布女工说，“不是说有危险，就是……感觉被看着。街上安静得不对劲。”

“我丈夫去申诉处后，我们家门口连续两天有陌生人徘徊，”一个小商人妻子说，“不做什么，就是站着，看着。”

卡莉娅意识到，申诉处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