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安排，”财政官员面无表情地回答，“当前优先保障粮食供应和城墙修复。申诉处可以缓一缓，或者……降低标准运作。”

“降低到什么标准？”

“志愿者服务，自备材料，简化程序。”

这意味着申诉处将成为象征性的存在，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莱桑德罗斯意识到，这是安提丰的另一种策略：不是公开反对，而是通过资源控制和程序拖延来削弱。

他决定绕过财政部门，寻求其他支持。

一、陶匠的见证

莱桑德罗斯首先找到德米特里。在改造旧仓库的工地上，工匠们正在忙碌。锯木声、敲击声、搬运材料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充满生机。

“我们需要资助，”莱桑德罗斯开门见山，“财政那边卡住了。”

德米特里擦去额头的汗水：“需要多少？”

莱桑德罗斯估算了一个数字。德米特里听后沉默片刻，然后说：“我可以动员工匠网络。每个人捐一点材料、一点时间、一点钱。我们不需要奢华，只要基本功能。”

“但这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申诉处也是为了我们。”德米特里说，“如果工人遇到欠薪、工伤、不公待遇，可以来这里申诉。这比私下抱怨或忍气吞声要好。”

他召集在场的工匠们，简单说明了情况。反应出乎莱桑德罗斯的预料：

一位老木匠说：“我仓库里还有些多余的木板，可以拿来做桌子和椅子。”

一位年轻石匠说：“我识字，可以当志愿者书记员，每周来两天。”

一位陶匠的妻子说：“我可以烧制一批特制的陶片，用来做档案标签，比羊皮纸便宜耐用。”

甚至有一位退休教师主动提出：“我可以培训接待员，教他们如何倾听、如何提问、如何记录。”

这种自发的支持让莱桑德罗斯感动，也让他看到希望：雅典公民社会中存在着强大的自我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不依赖于官方机构，而是基于共同利益和互助传统。

下午，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