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酒馆见过他。他在和几个人密谈，我听到他们提到‘斯巴达’、‘资金’、‘情报’这些词。”

“你能发誓这是真的吗？”

“以诸神的名义，我发誓。”

第二个证人是年轻女子，自称是雅典妓女：“莱桑德罗斯曾是我的客人。他喝醉后说，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钱，斯巴达人付他很多钱来败坏雅典。”

第三个证人是老者，声称是前档案馆工作人员：“我见过莱桑德罗斯贿赂斯特拉托，让他伪造文件。我因为拒绝参与而被解雇。”

证词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个比一个具体。大厅里议论纷纷，许多人露出怀疑的神色，但也有一些人在窃窃私语——怀疑的种子一旦播下，就可能生根发芽。

莱桑德罗斯等待所有证词结束，然后站起来。他没有走向证人，而是面对大厅里的所有人。

“让我们思考一下，”他的声音清晰平静，“如果我真的为斯巴达工作，如果我真的收钱败坏雅典，我会怎么做？我会秘密行动，我会隐藏身份，我会远离公众视线。但我做了什么？我公开调查西西里腐败，我公开反对寡头政变，我公开站在这里接受审判。这是间谍的行为吗？”

他停顿，让问题在大厅里回荡。

“再看看这些证人。”他指向三人，“一个因走私被罚的商人，一个妓女，一个自称被解雇的档案员。没有其他证据，没有文件，没有物证，只有他们的证词。而他们的证词互相矛盾——商人说我在萨摩斯密谋，妓女说我在雅典醉酒泄密，时间、地点、细节都对不上。”

他转向安提丰：“大人，您作为律师应该知道：孤证不立，何况是三个动机可疑、证词矛盾的所谓证人。这与我们提供的证据链——文件、物证、多个独立证人的一致证词——有天壤之别。”

安提丰面色不变：“证人的可信度由调查团判断。但你的反驳缺乏实质。你说自己不是间谍，如何证明？”

“我不需要证明不存在的东西。”莱桑德罗斯说，“但既然您提到萨摩斯，我正好有个问题：您为什么对萨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