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菲家客厅的沙发上。

我的手已经恢复了些知觉，可以握住咖啡杯了。那个时候，整所房子看起来就像是个马蜂窝似的乱哄哄一片：探照灯亮着，拉起了警用标带，丈量用的卷尺，照相机，刷子，取证用的袋子。医护人员已经离开，取而代之的，我想，是验尸官。勘察犯罪现场的人来了，更多的警察。还有记者，我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他们已经被阻隔在外面的路口处。还有博尼塔·桑切斯警探，就是她递给我咖啡的。

你准备好跟我们谈了吗？”她问。她50多岁，有点发福，头发向后扎得很紧。强硬派，像啄木鸟的嘴巴一样强硬”，我的一位朋友这样说过。但她对我还不错，我对此心存感激。

没有。”我说。

她点点头，走向房间里聚集着人群的地方。

我感到了咖啡的热度，双手握紧咖啡杯。我用额头抵住杯子，感受其中的温暖。

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中间如果有人逃课，大家就会开玩笑，哦，有人要死掉了。”如果有人在凌晨1点离开小组自习室，我们同样会这样开玩笑。我们也许只是在开玩笑，但有时候忌言成真：你知识中的小小漏洞，你逃课导致的知识上的小小缺口，可能最终会杀死某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医学院的学生、实习医生、主治医生、外科主刀医生——都曾受困于这一点，恼于自己的无知。假设，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情况会有所改善。但是，在发病率和死亡率上仍然有得商谈，还是有操作不当的病例发生。

因此你担心。你担心因自己睡懒觉而逃掉的实习医生讲座，包含着可能挽救一条生命的信息。你担心，如果自己学习再刻苦一些，如果自己在医院里呆的时间再久一些，如果自己参加了癌症救治的额外课程，自己就不会用双手抓住一个死人的头了，自己什么也做不了，反而只能延长他最后毫无意义的几分钟的痛苦。你想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