醺醺地狂躁不堪，摇摇晃晃地从办公室里走上楼来。他一直在自己隐秘的幻想世界里面反复思考玛丽坦白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实，由于酒精的某种反常的作用，他心中充满了一种难以描述的怒气。但怒气发泄的对象既不是离开了这个家的玛丽，也不是仍然在他面前的掉包孩子，而是我的母亲——我应该说是阿米娜·西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他应该恳求她的宽恕，但他又不肯，阿赫穆德·西奈一连几个钟头痛骂她，听得家里的人毛骨悚然。我不想重复他骂的那些粗话，以及他叫她去死的那种种可恶的建议了。最后“母亲大人”出面干涉了。

“女儿呀，从前，”她说，对阿赫穆德接连不断的咒骂不理不睬，“你父亲和我，叫什么名字来着，曾经跟你说过，离开一个不称职的丈夫没有什么丢脸的。现在我又要说，你这个男人实在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下作得没法说。你走吧，今天就走，带上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来着，不要再听他那些脏话，他说那些话，叫什么名字来着，简直就像是阴沟里的畜生。带走你的孩子，我是说，叫什么名字来着——你的两个孩子。”她说，把我搂在她胸前。“母亲大人”一承认我的合法地位，就没人敢提出异议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她对这个拖鼻涕的十一岁孩子的支持甚至影响了我那个骂骂咧咧的父亲。

一切由“母亲大人”做主，我母亲就像油灰——就像制陶用的黏土——一样，捏在她那双无所不能的手里任她摆布。那时候我外婆（我必须继续这样称呼她）仍然相信，过不了多久她和阿达姆·阿齐兹就会迁往巴基斯坦，因此她关照艾姆拉尔德姨妈把我们，即阿米娜、“铜猴儿”、我甚至还有皮雅舅妈一起带走，在那里等她去。“在困难的时候，叫什么名字来着，”“母亲大人”说，“姐妹之间必须互相照应。”艾姆拉尔德姨妈显得很不乐意，但她和佐勒非卡尔将军都默默地同意了。由于我父亲疯疯癫癫地胡来，我们都很为自己的安全担心，而佐勒非卡尔一家已经订好了这天夜里的船票，于是就在那一天我离开了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家，家里剩下的只有阿赫穆德·西奈和艾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