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莱麦丹，也就是斋月当中，我们尽量往电影院里跑。早上五点钟，平时手脚一刻不停的母亲就把我们摇醒了，赶在黎明前吃甜瓜和加糖的酸橙汁当早饭。在这之后，尤其是在星期天早上，“纱丽”和我便轮流大喊（有时我们一起喊），提醒阿米娜：“上午十点半的早场！今儿到大都会幼童军俱乐部去，阿妈，请别忘了！”接着坐罗孚车到电影院，在电影院里我们既没有可口可乐喝，又没有油炸马铃薯片嚼，也没有优质冰激凌或者包在油腻腻的纸里面的五香三角饺吃。但至少这里面有空调，有别在衣服上的幼童军徽章，还有比赛，一名胡子稀稀朗朗的主持人还宣布今儿是谁过生日。最后呢，放映电影，先来上一段预告片，“下次公映”和“即将上映”，接着是卡通片（“正片立即上映，先请看……”）：也许是《昆廷·达沃德》，或者是《斯卡拉穆恰》。“虚张声势！”我们在看过之后互相说道，装成电影评论家的样子，“吵吵嚷嚷、低级下流的胡闹！”——尽管我们并不清楚什么叫“虚张声势”，什么叫“低级下流”。在我们家里祈祷的时间并不多（只有在先知诞生节时，我父亲带我去星期五清真寺庆祝节日，他在我头上绑上手帕，将我的额头按在地上）……不过我们都很愿意持斋，因为我们喜欢去看电影。

伊维·伯恩斯和我一致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明星是罗伯特·泰勒。我也喜欢贾伊·西尔弗希尔演的汤托，但是我觉得演他的上司孤胆骑警的克莱顿·穆尔太胖了。

伊夫琳·利立斯·伯恩斯是在一九五七年元旦那天搬来的，她跟她丧偶的父亲住进了那两幢低矮难看的钢筋混凝土房子中间的一套住房里面。那两幢房子从我们小丘脚下冒了出来，我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到，而且奇怪的是它们的居住者也各不相同。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住在诺尔别墅（就像伊维一样），而印度的暴发户则住在拉克斯米别墅里面。我们从梅斯沃德山庄高处往下望去，对下面的住户，无论是白人还是印度人，都很有几分瞧不起。可是没有人瞧不起伊维·伯恩斯——只有一次是例外，只有一次有人占了她的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