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我没法像个男人。尽管博多施展出各种各样的本领和技巧，我还是没法渗到她身体里去。她把左脚放在我的右脚上，用她的右腿勾住我的腰，抬起头凑到我脸上，柔情地低声撩我。她还凑在我耳朵上说：“现在你东西写完了，让我们瞧瞧有没有办法叫你另一支铅笔也管用！”尽管她试了又试，什么法子都用上了，可我还是没法吐到她的痰盂里面去。

忏悔得够了。还是向博多的“接下来出了什么事情”的压力屈服，同时记住能为我所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现在就从红药水跳到一九四二年来吧！（我也急着想让我的父母快点儿见面。）

似乎是这么一回事：那一年晚夏我外公，阿达姆·阿齐兹大夫染上了一种极其危险的乐观毛病。他骑着自行车在阿格拉到处转悠，嘴里刺耳地吹着口哨，尽管吹得不好，可他是满心快乐。染上这种毛病的绝不只是他一个人，因为尽管政府当局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它扑灭，但那一年这种恶性的疾病在印度全国各地爆发了，必须采取强硬的措施才有可能防止它失控。在康瓦里斯路路口卖蒟酱卷的铺子门口的那些老头儿一边嚼着槟榔，一边怀疑这是个骗局。“我已经活了两辈子那么长了，”年纪最大的一个说道，由于那么多的年头在他的声带周围互相摩擦，他说话的声音就像旧收音机那么吱吱咯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许多人在这样糟糕的时候这么快活，真是鬼迷心窍了。”那确实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病毒——照理说单是天气对它的繁殖就很不利，因为雨已经显然不会来了。地面迸裂，路边全是尘土，有几天连十字路口的柏油路面都裂了宽宽的口子。在蒟酱卷铺子里嚼槟榔的人谈起预兆来，他们一边玩着吐痰入盂的游戏，让自己消消气，一边猜测不知有什么怪物会从地上的裂口里面冒出来。他们提到了无数个叫不出名字的东西，只有天晓得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有天下午，一个锡克人从自行车修理铺子里出来，显然是因为天热，便把头巾从头上脱掉，这时他的头发却无缘无故地突然直直地竖立起来。更烦人的呢，是缺水缺到了这种程度，连送牛奶的都找不到干净水来兑到牛奶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