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盖卷，就去了镇上的初中。当时村里一个爱酗酒爱打孩子的爸爸，骑车送他女儿去学校住宿，我都羡慕得很。哪怕我的父亲也酗酒，也爱打我，起码在我身边，还有那温情的时刻，在我身边照顾一下我，给我一点点陪伴和呵护，我也甘愿每天都被打，也都可以。那个宿舍非常的简陋，大通铺，白天卷起褥子就吃饭，晚上铺开褥子就睡觉，还是两个人一个铺位的那种。

有一回父母带三岁的弟弟回农村老家来，我刚放假，大人让我看着他，他要我给他弄断一根铁丝，我哪里弄得断？只好拿起斧头试图砍断它，结果三两下却砍到了自己手指。已经是傍晚了，也许天色有点暗的缘故。流了好多血，我痛得吓得哭着跑向屋内找奶奶。恰好父亲回来，急忙间，父亲骑车载我赶往镇上的医院缝合伤口，若非他恰好回家，我恐怕又只能在村里的小诊所草草包扎，之后由爷爷接手换药，无论伤势多重，送医院总是那个不会被考虑的选择。

那个夜晚的记忆尤为清晰，缝针归来，家中情景历历在目：母亲拥着弟弟坐在沙发上，奶奶则坐在堂屋的椅子上。母亲并未对我的伤势投以丝毫关切，而是径直询问起受伤的缘由。由于恐惧大人的责备和因就医花了家里的钱，我说了谎，说是弟弟不慎伤了我。尽管弟弟年幼，却也明白真相并非如此，他摇晃着脑袋，坚决否认。母亲紧抱着弟弟，断言道：“不可能，弟弟从来不会说谎的！”我承认我是说了谎，那是出于恐惧，害怕自己被大人嫌弃。然而，母亲对我的伤口视而不见，甚至在我与弟弟之间，她更愿意相信那个三岁的孩子，而非我这个长期留守、缺乏陪伴的女儿。手指的疼痛让我本能地靠近奶奶，只有她给了我些许安慰，告诉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那一夜，我居然未曾从母亲那里得到半句安慰。

此后多年，母亲还不时有意无意地提起：“那个手指其实是你自己弄伤的，不是你弟弟。” 她是对的，错的全在于我，或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眼中的错误，因此才如此不受待见。拆线那天，父母已带着弟弟返回城里，我只得独自骑车前往医院。由于去得太晚，拆线过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