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几个码头工人和马库斯坐在一起。他们刚从港口下工，身上还带着海盐和鱼腥味。

“申诉处开了，”一个年轻工人说，“我们要不要去试试？说说工钱拖欠的事？”

年长的工人摇头：“小心点。今天港口增加了巡逻，安提丰的人明显在盯着。谁去了申诉处，可能就被记下了。”

马库斯喝了口酒：“可以去，但要结伴去，以小组名义申诉。这样既表达了诉求，又不太突出个人。”

“小组名义？”

“比如‘码头装卸工第三组申诉工资延迟发放’，”马库斯说，“不点名具体哪个人被拖欠，就说整体情况。这样既反映了问题，又降低了个人风险。”

年轻工人想了想：“这办法好。而且我们确实经常被拖欠，不是个别人。”

他们商量后决定，明天由马库斯和两个年长工人为代表，去申诉处正式提交集体申诉。

与此同时，在广场另一端的廊柱下，两个衣着相对讲究的人在低声交谈。他们是安提丰派来的观察员，任务是记录申诉处的运作情况和申诉内容类型。

“上午共接待了三十七人，”一人说，“问题集中在几个方面：退伍福利、商业纠纷、粮食配给、官员态度。暂时没有直接针对安提丰大人的指控。”

“但那些粮食配给不公的申诉，最终可能指向他控制的系统。”另一人说。

“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这类申诉的处理方式。如果申诉处深入调查，就可能触及敏感领域。”

他们注意到，广场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讨论氛围。人们开始公开比较各自的申诉内容，寻找共同点，甚至自发组织起来准备集体申诉。

这是一种微妙但重要的变化：以前的不满是个人的、私下的、零散的；现在通过申诉处这个平台，个人的不满可能被连接成公共议题。

观察员之一低声说：“安提丰大人预料到了这种情况。他说，民众的不满需要出口，但出口的方向需要引导。”

“怎么引导？”

“提供一些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