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保持着隐性的主导。

会议进入下一个议题：公共工程项目。德米特里作为石匠代表被邀请列席，他带来了一份报告。

“卫城西侧仓库区的修复工作完成了七成，”德米特里说，声音有些紧张，这是他第一次在正式场合发言，“但工人们反映，材料供应不稳定，经常停工待料。”

科农立刻回应：“战争时期，资源有限，需要优先保障军事和民生项目。”

“但仓库修复也是为了粮食储存安全，”德米特里坚持，“而且……工人们需要稳定的工作来养家。如果时断时续，他们可能会去找其他活计，项目就会拖延。”

安提丰看向德米特里，眼神中有一丝评估：“工人们想要什么？”

“他们想要明确的工期和报酬承诺。”德米特里说，“不是口头承诺，是书面合同，有联合政府的印章。”

这是个大胆的要求。安提丰沉默片刻，然后说：“可以。但工人们也必须承诺：不罢工，不怠工，按期完工。这是双方的契约。”

德米特里点头。莱桑德罗斯注意到，安提丰没有反对这个要求——也许他意识到，稳定的工程项目有利于维持社会秩序，而书面合同实际上加强了行政控制。

会议继续：讨论公共安全员的重新训练进度，讨论与萨摩斯舰队的联络情况，讨论如何回应斯巴达最新的外交试探。每个议题都涉及复杂的权衡，每个决定都留下模糊的边界。

午时会议结束时，莱桑德罗斯感到一阵疲惫。这不是身体的劳累，而是精神的耗竭——持续的关注、分析、判断，在无数细节中寻找原则的痕迹。

安东尼将军走到他身边：“慢慢适应，诗人。政治就像航海，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日常维护，只有偶尔遇到风暴。但日常维护决定了船能否承受风暴。”

“我只是在想，”莱桑德罗斯说，“我们处理的都是具体问题，但很少讨论根本原则。比如，雅典应该是什么样的城邦？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

将军笑了，笑容里有一丝苦涩：“因为讨论根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