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人回答。这是将军必须自己做出的选择。

“如果我在调查团中支持你们，”安东尼继续说，“安提丰可能会动用他控制的公共安全员，甚至可能引发武装冲突。雅典会内乱，斯巴达会趁机进攻。这个风险，你们考虑过吗？”

“考虑过，”莱桑德罗斯承认，“但如果安提丰继续掌权，雅典就在慢性死亡。被篡改的法律，被收买的官员，被出卖的利益……这样的雅典，即使没有斯巴达进攻，也已经失去了灵魂。”

“灵魂。”安东尼重复这个词，“索福克勒斯大人也这么说。但战争中，我们经常要做出没有灵魂的选择。”

“也许正因为如此，”斯特拉托突然说，“和平时期才更应该坚持灵魂。否则战争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牺牲的意义是什么？”

安东尼深深地看着这些被拘押的人：一个诗人，一个抄写员，一个石匠，一个水手。没有权力，没有财富，没有军队。只有真相，和坚持真相的勇气。

“明天是听证会最后一天，”将军最终说，“我会根据证据做出判断。但你们需要知道：即使调查团认定安提丰有罪，要推翻他也不容易。他控制着行政机器，控制着宣传，控制着恐惧。”

“我们只需要一个机会，”莱桑德罗斯说，“让雅典人看到真相的机会。只要他们看到，他们就会选择。”

安东尼离开后，牢房里的人都没有说话。每个人都在消化将军的话，思考明天的可能，思考雅典的未来。

在城市的另一端，安提丰也在准备最后的反击。赫格蒙的失败让他损失惨重，但并非全盘皆输。他还有筹码——对部分官员的控制，对信息的筛选，对暴力的垄断。

“明天，”他对科农说，“我们将质疑所有证人的可信度。阿瑞忒是为了救丈夫，德米特里是为了女儿，斯特拉托有个人恩怨。每个人作证都有私心。”

“如果还不够呢？”科农问。

“那么就用最后的手段。”安提丰的声音冰冷，“指控莱桑德罗斯是斯巴达间谍。我们准备的‘证人